在阿尔贝·加缪《局外人》（1942）里，有一个彷徨的男人通过与人们之间的关系、葬礼、杀人、死亡诉说人生的不合理与存在主义。
弗兰兹·卡夫卡的《审判》（1925），告诉我们存在的虚无性和支配日常生活的反复的日子、毫无意义且单调乏味的每一天，并指出我们对某些大事件的控制力可谓微不足道。
在米哈伊尔·A·布尔加科夫的《大师与玛格丽特》（1967）里，我们可以看到围绕死亡的讽刺性对话与坐在公园椅子里用讽刺与调侃乱砍社会、与恶魔聊天的男人。
尼古拉·果戈里的《死魂灵》（1842）描写了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的错误与失败、堕落的政治人士、理想主义者的谎言、被操纵的系统，以及意识到世界已经疯狂后的绝望。
将这四部小说融为一体的作品，就是崔仁勋的《广场》（1960）。在韩国生活危在旦夕的时候，政变横扫着首尔街道时，一位二十四岁青年作家的这部小说提出了有关人生、宇宙、万物的大主题，与自我进行着对话。
“不是了不起，而只是无可奈何地活着。”（英文版65页）
《广场》不像小说，更类似于论文。小说主人公李明俊不断探索何为人生、我们为何在这里、人生最好的生活方法是什么。李明俊在南韩，身边也有女人；后来他去北韩，在那里他身边还有女人。他再次向遥远的大海出发，虽然现在不知道驶向哪里，但最终会是某个未知的海边。
在介绍小说内容之前，先说一下英文翻译。译者将作品名翻译成“The Square”。如果喜欢希腊风格就可以翻译成“The Agora”，喜欢罗马风格“The Forum”或“The Plaza”也不错。“广场”意味着可以发生争论的公开空间。带有这种色彩的对话和人际关系，“agora”或“forum”比起“square”更凸显个人空间与社会空间。
个人空间与社会空间的关系最明显地体现在42页（小说共147页）的李明俊与郑先生之间的对话中。“人不能只生活在自己的密室。他与广场是连着的。政治不是人类拥有的广场中最粗暴的一个吗？在国外，不管怎样，基督教扮演者在政治底部流淌的清澈的水……不过在韩国的政治广场，只有粪便和垃圾。本来是大家的花朵，人人都把它摘下来插在自家的花瓶里，将喷泉嘴挖出来装在自家厕所里，将铺路砖挖出来铺在自家厨房里。”
人体也许是虚无院落中倒映的孤影……人生，是没有学会忘却的孤独之子。（70页）
二人的对话较长，有三页。郑先生问李明俊政治，李明俊则回答了长达三页的批判，更接近一种独白。郑先生问李明俊：“政治怎么样？”三页后，作者这样总结李明俊的独白：“谜语就在这里。啊，好父亲。人民的坏公仆。只有个人，没有国民……所需的掠夺与骗取结束后，广场就变得空荡荡的。广场死去的地方，这不就是南韩么？”（44页）
有趣的是，李明俊如此的批判在看到郑先生近来引进的古代埃及木乃伊之后继续。就像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斯坦》（1818）或米哈伊尔·A·布尔加科夫的《大师与玛格丽特》（1967）那样，作者用直接手法让李明俊直面死亡。二十四岁作家想起死亡，除已被防腐处理的尸体外还会有什么呢？
一个人说认识一个人时，这是多么大的错误！一个人能认识的只有自己。（64页）
李明俊学会人生，陷入爱情，徘徊于首尔，受警察审问，对性与爱情感到内疚，对南韩的生活没有兴趣，越过分界线去到北边后，成为劳动新闻编辑部的记者，陷入爱情，受共产党审问，对性与爱情感到内疚，又对北韩的生活没有兴趣，在韩国战争中被派到南边，在战场上与过去的情人重逢，最终和北韩和中国军人一起成为美军与联合国军的俘虏，无论对共产主义者或资本主义者都喊五次“中立国！”，与印度军官成为朋友，目睹维多利亚港口的魅力夜景，然后消失在夕阳里。如果你是感性的、人性的、开放的、积极的读者，可能会认为李明俊最终找到了幸福。
满洲特有的晚霞使世界突然沉陷在火海里，令人感到窒息。（90页）
在93页，李明俊越过分界线去北韩。对与自己发生关系的女人感到内疚也是选择去北边的理由，但最大的理由就是为了寻找新广场。为了找到存在意义，捧着对革命与人民的热情，梦想着政治统一来到了共产主义所支配的北韩……然而他的梦想被彻底打碎，因为北韩也没有广场。
“明俊在北边遇到了灰色共和国。不像满洲的晚霞那样赤红，也不存在改革热情的共和国。更让他吃惊的是，共产主义者并不希望变得激情。他在党的邀请下访问北韩大城市进行演讲时清楚地看到了北韩的真实面目。学校、工厂、市民会馆里的无精打采的脸蛋，他们只是坐着，脸上看不到任何共鸣。他们根本不像住在革命共和国的热情市民。”（93页）
今年通过《广场》接触到1960年代北韩的故事，突然想起韩国解放已有71年。平壤和首尔分别在苏联和美国的援助下成立政府已有68年，韩国战争（1950-1953年）停战已有63年。在第三次经济开发五年计划（1972-1976）期间南韩经济开始突飞猛进已有44年，南韩加入OECD已有20多年。然而，崔仁勋所描述的北韩却与现在的北韩一模一样。
正如南北韩政府所主张，若存在“一个韩国”、若两个政府都主张自己是更适合韩国战争以前的韩国的主人的话，南韩肯定会很伤脑筋。比较南北韩政府来看，只有首尔政府才是具有道德的政府。不论有多少的不足，若在首尔和平壤里二选一，首尔将是唯一的选择项。用柯勒律治的诗句来比喻北韩侵害人权的事件，那就是卡在韩国喉咙里的信天翁，是韩国的枷锁。支持从独裁者手中救出北韩国民正是首尔肩负的道德责任。由此，韩国政府不仅能够实现自愈，还能为混沌时期1945年至1949年导致的另一个结果——中国海峡两岸关系提出解决方案。
“将个人欲望视为禁忌的故乡。北韩社会蔓延的沉重空气正是那禁忌的云朵。给人民套上主人的枷锁，一边鞭打一边高呼‘你是主人啊，明明在做自己的事情，为什么不好好干活？’，一生坎坷至变成主人的牛，不知缘由地被推向前。‘就算干活也没有收获’，谁会甘心一味付出？党让你跑，你只能跑起来，但也不过是做做跑的样子罢了。人们在生活中做的看似像样的梦想，不知何时变成了这种鬼游戏。现在这一刻，任谁都找不到未来的方向，只等待着明天早上这个枷锁会变成魔杖。广场满是木偶，根本没有人。”（105页）
在战场上，那些繁文缛节看似烦人且毫无意义。要与无形的死亡阴影斗争的每一天，他们摸索着自己身体，寻找着能够消除不安与痛苦的力量。（128页）
但崔仁勋的小说比起描写地缘政治学争论，更追求人类的自我。读者与明俊一起经历在他脑海中展开的各种情感、对人生的发问，还有欲望。明俊连续五次呼喊只属于自己的那片广场——“中立国！”小说的结尾又回到了载着准备释放的俘虏的船只滑向中立国的开头。
“中立国。谁都不认识我的地方。就算一整天在街上游荡，也不会和人相撞的街道。谁都不知道我曾是什么人，也没有人想要知道。”（145页）
最后，明俊挣脱现实的广场，在只属于自己的房间里找寻着自由。
注：1960年，24岁的崔仁勋（1936年生）在文艺杂志《曙光》发表了小说《广场》，1966年因小说《广场》获东仁文学奖。英文译本在伊利诺斯艺术委员会与韩国文学翻译院的支援下于2014年出版，由现任韩国文学翻译院院长金圣坤负责翻译。
*文中页数均已英译本为准。
Gregory C. Eaves Korea.net 记者
照片：韩国文学翻译院
翻译：长丽定 Korea.net 记者、姜恩惠、金天香
gceaves@korea.kr
弗兰兹·卡夫卡的《审判》（1925），告诉我们存在的虚无性和支配日常生活的反复的日子、毫无意义且单调乏味的每一天，并指出我们对某些大事件的控制力可谓微不足道。
在米哈伊尔·A·布尔加科夫的《大师与玛格丽特》（1967）里，我们可以看到围绕死亡的讽刺性对话与坐在公园椅子里用讽刺与调侃乱砍社会、与恶魔聊天的男人。
尼古拉·果戈里的《死魂灵》（1842）描写了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的错误与失败、堕落的政治人士、理想主义者的谎言、被操纵的系统，以及意识到世界已经疯狂后的绝望。
将这四部小说融为一体的作品，就是崔仁勋的《广场》（1960）。在韩国生活危在旦夕的时候，政变横扫着首尔街道时，一位二十四岁青年作家的这部小说提出了有关人生、宇宙、万物的大主题，与自我进行着对话。
“不是了不起，而只是无可奈何地活着。”（英文版65页）
1960年，崔仁勋的《广场》首次在月刊《凌晨》首次发布，2014年翻译成英文。
《广场》不像小说，更类似于论文。小说主人公李明俊不断探索何为人生、我们为何在这里、人生最好的生活方法是什么。李明俊在南韩，身边也有女人；后来他去北韩，在那里他身边还有女人。他再次向遥远的大海出发，虽然现在不知道驶向哪里，但最终会是某个未知的海边。
在介绍小说内容之前，先说一下英文翻译。译者将作品名翻译成“The Square”。如果喜欢希腊风格就可以翻译成“The Agora”，喜欢罗马风格“The Forum”或“The Plaza”也不错。“广场”意味着可以发生争论的公开空间。带有这种色彩的对话和人际关系，“agora”或“forum”比起“square”更凸显个人空间与社会空间。
个人空间与社会空间的关系最明显地体现在42页（小说共147页）的李明俊与郑先生之间的对话中。“人不能只生活在自己的密室。他与广场是连着的。政治不是人类拥有的广场中最粗暴的一个吗？在国外，不管怎样，基督教扮演者在政治底部流淌的清澈的水……不过在韩国的政治广场，只有粪便和垃圾。本来是大家的花朵，人人都把它摘下来插在自家的花瓶里，将喷泉嘴挖出来装在自家厕所里，将铺路砖挖出来铺在自家厨房里。”
人体也许是虚无院落中倒映的孤影……人生，是没有学会忘却的孤独之子。（70页）
二人的对话较长，有三页。郑先生问李明俊政治，李明俊则回答了长达三页的批判，更接近一种独白。郑先生问李明俊：“政治怎么样？”三页后，作者这样总结李明俊的独白：“谜语就在这里。啊，好父亲。人民的坏公仆。只有个人，没有国民……所需的掠夺与骗取结束后，广场就变得空荡荡的。广场死去的地方，这不就是南韩么？”（44页）
有趣的是，李明俊如此的批判在看到郑先生近来引进的古代埃及木乃伊之后继续。就像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斯坦》（1818）或米哈伊尔·A·布尔加科夫的《大师与玛格丽特》（1967）那样，作者用直接手法让李明俊直面死亡。二十四岁作家想起死亡，除已被防腐处理的尸体外还会有什么呢？
一个人说认识一个人时，这是多么大的错误！一个人能认识的只有自己。（64页）
李明俊学会人生，陷入爱情，徘徊于首尔，受警察审问，对性与爱情感到内疚，对南韩的生活没有兴趣，越过分界线去到北边后，成为劳动新闻编辑部的记者，陷入爱情，受共产党审问，对性与爱情感到内疚，又对北韩的生活没有兴趣，在韩国战争中被派到南边，在战场上与过去的情人重逢，最终和北韩和中国军人一起成为美军与联合国军的俘虏，无论对共产主义者或资本主义者都喊五次“中立国！”，与印度军官成为朋友，目睹维多利亚港口的魅力夜景，然后消失在夕阳里。如果你是感性的、人性的、开放的、积极的读者，可能会认为李明俊最终找到了幸福。
满洲特有的晚霞使世界突然沉陷在火海里，令人感到窒息。（90页）
《广场》的作者崔仁勋。
在93页，李明俊越过分界线去北韩。对与自己发生关系的女人感到内疚也是选择去北边的理由，但最大的理由就是为了寻找新广场。为了找到存在意义，捧着对革命与人民的热情，梦想着政治统一来到了共产主义所支配的北韩……然而他的梦想被彻底打碎，因为北韩也没有广场。
“明俊在北边遇到了灰色共和国。不像满洲的晚霞那样赤红，也不存在改革热情的共和国。更让他吃惊的是，共产主义者并不希望变得激情。他在党的邀请下访问北韩大城市进行演讲时清楚地看到了北韩的真实面目。学校、工厂、市民会馆里的无精打采的脸蛋，他们只是坐着，脸上看不到任何共鸣。他们根本不像住在革命共和国的热情市民。”（93页）
今年通过《广场》接触到1960年代北韩的故事，突然想起韩国解放已有71年。平壤和首尔分别在苏联和美国的援助下成立政府已有68年，韩国战争（1950-1953年）停战已有63年。在第三次经济开发五年计划（1972-1976）期间南韩经济开始突飞猛进已有44年，南韩加入OECD已有20多年。然而，崔仁勋所描述的北韩却与现在的北韩一模一样。
正如南北韩政府所主张，若存在“一个韩国”、若两个政府都主张自己是更适合韩国战争以前的韩国的主人的话，南韩肯定会很伤脑筋。比较南北韩政府来看，只有首尔政府才是具有道德的政府。不论有多少的不足，若在首尔和平壤里二选一，首尔将是唯一的选择项。用柯勒律治的诗句来比喻北韩侵害人权的事件，那就是卡在韩国喉咙里的信天翁，是韩国的枷锁。支持从独裁者手中救出北韩国民正是首尔肩负的道德责任。由此，韩国政府不仅能够实现自愈，还能为混沌时期1945年至1949年导致的另一个结果——中国海峡两岸关系提出解决方案。
“将个人欲望视为禁忌的故乡。北韩社会蔓延的沉重空气正是那禁忌的云朵。给人民套上主人的枷锁，一边鞭打一边高呼‘你是主人啊，明明在做自己的事情，为什么不好好干活？’，一生坎坷至变成主人的牛，不知缘由地被推向前。‘就算干活也没有收获’，谁会甘心一味付出？党让你跑，你只能跑起来，但也不过是做做跑的样子罢了。人们在生活中做的看似像样的梦想，不知何时变成了这种鬼游戏。现在这一刻，任谁都找不到未来的方向，只等待着明天早上这个枷锁会变成魔杖。广场满是木偶，根本没有人。”（105页）
在战场上，那些繁文缛节看似烦人且毫无意义。要与无形的死亡阴影斗争的每一天，他们摸索着自己身体，寻找着能够消除不安与痛苦的力量。（128页）
但崔仁勋的小说比起描写地缘政治学争论，更追求人类的自我。读者与明俊一起经历在他脑海中展开的各种情感、对人生的发问，还有欲望。明俊连续五次呼喊只属于自己的那片广场——“中立国！”小说的结尾又回到了载着准备释放的俘虏的船只滑向中立国的开头。
“中立国。谁都不认识我的地方。就算一整天在街上游荡，也不会和人相撞的街道。谁都不知道我曾是什么人，也没有人想要知道。”（145页）
最后，明俊挣脱现实的广场，在只属于自己的房间里找寻着自由。
韩国文学翻译院与多基出版社共同出版的韩国文学丛书。
注：1960年，24岁的崔仁勋（1936年生）在文艺杂志《曙光》发表了小说《广场》，1966年因小说《广场》获东仁文学奖。英文译本在伊利诺斯艺术委员会与韩国文学翻译院的支援下于2014年出版，由现任韩国文学翻译院院长金圣坤负责翻译。
*文中页数均已英译本为准。
Gregory C. Eaves Korea.net 记者
照片：韩国文学翻译院
翻译：长丽定 Korea.net 记者、姜恩惠、金天香
gceaves@korea.k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