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把我当成是你本人，勒得特别狠，以后都会好起来的。”
我们现在来仔细推敲下这个句子。是谁勒的谁？是谁向谁为了什么而道歉？又是谁和谁之间都会好起来？就像爱舍尔（著名荷兰科学思维版画大师，1898~1972）的作品世界一样，在不正常的世界里，只有精神异常才是正常人唯一的避风港。
像张开翅膀的红色蜥蜴猛地一下飞起来，像穿上疯子或暴躁犯人的白色约束衣在安装了缓冲装置的墙壁上攀爬，李起昊2009年发表的长篇小说《至少我们会道歉(At Least We Can Apologize)》一书中扭曲的世界给读者泼了一盆冰凉彻骨的水。书中不正常的世界从第一页起就毫无掩饰地表现了出来。汤普森（Hunter S.Thompson，凸显作者主观的刚左新闻创始人，美国新闻记者兼作家）也好，约瑟夫·海勒（Joseph Heller，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参战经历创作了《第22条军规》）也罢，感觉在李起昊面前根本使不上力气。李起昊就像在手动榨柠檬汁，扭动着作品的结构，到头来，小说内容的一部分是艺术，一部分是故事，剩下的一部分演化成了超新星爆发。
首先来看下小说的背景，李起昊版“焦煤镇”（狄更斯小说《艰难时世》中的假想城市）在现代都市的灰暗柏油路上展开。一模一样的租赁公寓小区渗透在小说的各个角落，火柴盒般的水泥建筑物朝天空无尽伸展，而不正常的人类就在那里像老鼠一样生活着。人类相信世界是光明的，像是证明这愚蠢的信念，建筑物间那个褪色的红色秋千孤零零地立在楼房影子中。这里的人乘坐满是涂鸦的电梯慢腾腾地上来下去，心里想着“这就是人生，人生嘛，也就这样了。”角落里的小卖店大妈连声说：“简直没法待了！看来得赶紧离开这个鬼地方！啧啧……我这个月一定搬，一定。”不过，直到小说结束她还是在那里。
小说从几个月前都市附近的一家精神病院开头，那里有院长、总务科长、食堂大妈和两个男社工。其中，矮个男社工穿着白大褂，高个的那个精心地用周围的头发将秃顶盖住。公务员们偶尔会到精神病院检查这里是否遵守国家相关规定，每逢此时，病人们的塑料床单都会换成棉布床单。
除了这些人外，小说里还有被委婉地称为“院生”的精神病人。其中两人是小说的主人公，时封和“我”，叙述者“我”的名字是陈晚，但他几乎不说出自己的名字。翻到32页（英译本）时，才第一次看到他的名字。这家精神病院的两根支柱永远是“时封和‘我’”。
“我”和时封在精神病院不断遭受殴打，两人在这此过程中建立起了感情。殴打，又是殴打。腰带。穿着军靴的脚。钢管。拳头。号码本。敲打脑袋的铁锹。早上。中午。晚上。他们被所有可能的方式揍着，然后二人笑着赔礼道歉，然后又被揍……直到留着络腮胡的男人来到精神病院。
因为这个男人，在小说第一章，这家设施的秘密被公开，精神病院被迫关闭，我们的“酋长”和“麦克墨菲”（以精神病院为背景的美国小说《飞越疯人院》中的两位主人公）得以来到外面的世界，和时封的妹妹时燕一起生活。时燕是个三流妓女，在她家蹭吃蹭喝的同居男也是她的“老鸨”兼男友只知道赌马成天赔钱。
两位主人公如独自踏上征程的奥德修斯般，在小说前半部离开了精神病院，经过一系列试炼与磨难走向社会。离开医院的两人要到时燕家，这是一条沿着乡下公路的路肩走上几小时后，还需换乘公交的艰难旅程。没过多久，只知道赌马的男朋友让时燕送两人去打工，他们俩为收集可能剩下的药丸翻墙进到被封的精神病院，在那里见到了原来的院生疯大妈，并拿到了一塑料袋的药丸，同时还发现了院长的日记本。
就在准备放弃求职时，过去吃的药丸的药效向全身散开，他们想起了自己最擅长的事情——“道歉”。过去，两人在医院吃着这不知道到底是什么的丸药，屈服于暴力的日常，并对殴打不停道歉。从此，他们开始了“道歉代理业务”。
时燕的楼对面住着两个老实人，若莫扎特歌剧有小丑出场的话，一定会是这个小说里如同手足的水果店老板与肉店老板，而我们的两位精神病主人公就将他俩选定为道歉的目标，像莎士比亚《奥赛罗》中的伊阿古一样给二人种下了嫉妒的种子。一边种下嫉妒，一边幻想着道歉成为他们的大事业。像极了敲诈小店铺悄声捞钱的黑帮分子，两个主人公如此开展着自己的事业。之后，像法国代表漫画《高卢英雄历险记》中的情节一样，混战爆发，原本兄弟一般的二人大打出手。主人公的事业开始得到发展，故事仍在继续。
揭露社会现实的文学
李起昊作家的世界是混乱的。现代韩国社会结构的扭曲和眼泪被弹射到未来，光荣的高贵使得过去数百年历史带有浪漫主义色彩，因此人们现在无力面对一个全球化的世界。在今天的韩国社会，只剩下了高尚的行为。
从广义上来看，五十年殖民帝国主义的利刃剜去了李起昊世界的一部分，五十年军政独裁的利刃又一次剜去了所有的高尚行为。如同“我”和时封一样，在巨大的打击下被抛进21世纪的韩国社会的伤口，未能愈合流血不止。能够慰藉我们痛苦的伤口，给予安慰的人就是作者、小说家，还有诗人。
想要看到真正的韩国，就必须读他们的文学作品。一读、二读、再读……想要了解真正的韩国，而不是人为模仿的韩国，就要读韩国的文学作品。在阅读的过程中，这个国家将会以生动的面貌向你走来，这里将会变得更加引人入胜。想来，鸟叔（PSY）也会同意我的这个观点。
作家李起昊正是这样的现代韩国文学界的旗手。今年44岁的他现居住于全罗南道光州。犹如一只跑得飞快的野兔握着笔杆，他的小说飞速地穿梭于过去与现在。读者需要拼凑故事的碎片，就像电影《低俗小说（Pulp Fiction）》中的场景一样。不过，穿梭的速度适中，并没有速度不均或突如其来的突兀感，读起来绝对不会跟不上节奏。作者使用短小精炼的句子，各章篇幅也不长， 甚至有些就是一页左右。此作品英译本作为韩国文学翻译院出版的《韩国文学丛书（Library of Korean Literature）》的一部分，2013年由翻译家Christopher Dykas翻译。李起昊的《至少我们会道歉》就像是从你对并未做过的事情须向谁道歉，并有人从此敲诈钱财为素材的“不正常”的世界，慢慢演变为“正常”的故事。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我们身穿白色约束衣慢慢在带有缓冲装置的墙壁上攀爬着。
“我们坦白完自己的罪行后，就必须完成那个罪行。要不然坦白的内容整日都回旋在脑海中，心里特别不好受。”
体罚
对于现代西方读者来说，李起昊世界中单纯的肢体性，也就是“殴打”，算是一种冲击。对身体的摧残像是那渗进破布里的汗一样，渗透在小说的字里行间。
虽然体罚正逐渐消失，但多多少少还残留于所有韩国人的内心，在李起昊的小说《至少我们会道歉》中也有。
“我”和时封常常被打，倒叙的场景中，两位主人公一直在被殴打。作为一名作家，李起昊的特别之处非常明显。“我”和时封在被打的过程中一直在笑，准备靠替人道歉来赚钱的主人公所承受的体罚比《搏击俱乐部（Fight Club）》中的拷打还要惨烈。不过，他们依然笑着道歉。
故事中的好几章都是如此结尾，“我所知道的，所记得的，这些就是全部。”殴打与道歉正是这全部。
一丝光亮与自强不息
李起昊的反乌托邦世界也存在光亮，在世界所有肮脏的残渣与荒谬的话语中，主人公们还是保持着一颗质朴的心、亲切的品性与人的情感。当你读到三分之一的时候才能理解这一点。这个部分像是一股新鲜的空气飘向读者，却最终给予了读者巨大的打击后陡然结束。李起昊绝对不会容许你有丝毫的放松。
就像编剧查理·考夫曼（Charlie Kaufman）在他的剧本中所说：“最后一幕成就电影。观众被结局所震惊，就会成为畅销作品，就算作品本身存在一些不足与问题，但只要结局足以让大家大吃一惊，就能成为畅销作。结局需要寻找，但却不能欺骗。不要想着召唤出解围之神（Deus ex Machina，在戏剧或小说中困境难以解决时，为解决这一形势而动用的人物或事件），登场人物必须要有变化，而变化有必须出自人物本身。这样一来一切都不成问题。”
是啊，李起昊也没有问题，一切都不成问题。
漆黑的夜
为帮助大家理解李起昊的反乌托邦世界，我准备用此书中开始时短暂的回忆场景来收尾。
时封说：
“有次坐出租回家时突然特别想大便。”
他搔了搔头，又接着说道：
“所以车就暂时停在岔路口，我下车到道路边蹲着大便，但是起身一看，出租车不见了。”
“哎呦，把你丢下了啊。”
“不是，而是整个出租都跑到大货车下面了。当时可是相当漆黑的夜晚啊。”
作者：Gregory C. Eaves Korea.net记者
翻译：孙智爱、金天香
gceaves@korea.kr
我们现在来仔细推敲下这个句子。是谁勒的谁？是谁向谁为了什么而道歉？又是谁和谁之间都会好起来？就像爱舍尔（著名荷兰科学思维版画大师，1898~1972）的作品世界一样，在不正常的世界里，只有精神异常才是正常人唯一的避风港。
像张开翅膀的红色蜥蜴猛地一下飞起来，像穿上疯子或暴躁犯人的白色约束衣在安装了缓冲装置的墙壁上攀爬，李起昊2009年发表的长篇小说《至少我们会道歉(At Least We Can Apologize)》一书中扭曲的世界给读者泼了一盆冰凉彻骨的水。书中不正常的世界从第一页起就毫无掩饰地表现了出来。汤普森（Hunter S.Thompson，凸显作者主观的刚左新闻创始人，美国新闻记者兼作家）也好，约瑟夫·海勒（Joseph Heller，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参战经历创作了《第22条军规》）也罢，感觉在李起昊面前根本使不上力气。李起昊就像在手动榨柠檬汁，扭动着作品的结构，到头来，小说内容的一部分是艺术，一部分是故事，剩下的一部分演化成了超新星爆发。
2013年韩国文学翻译院《韩国文学丛书》系列，李起昊作家的《至少我们会道歉》英译本。
首先来看下小说的背景，李起昊版“焦煤镇”（狄更斯小说《艰难时世》中的假想城市）在现代都市的灰暗柏油路上展开。一模一样的租赁公寓小区渗透在小说的各个角落，火柴盒般的水泥建筑物朝天空无尽伸展，而不正常的人类就在那里像老鼠一样生活着。人类相信世界是光明的，像是证明这愚蠢的信念，建筑物间那个褪色的红色秋千孤零零地立在楼房影子中。这里的人乘坐满是涂鸦的电梯慢腾腾地上来下去，心里想着“这就是人生，人生嘛，也就这样了。”角落里的小卖店大妈连声说：“简直没法待了！看来得赶紧离开这个鬼地方！啧啧……我这个月一定搬，一定。”不过，直到小说结束她还是在那里。
小说从几个月前都市附近的一家精神病院开头，那里有院长、总务科长、食堂大妈和两个男社工。其中，矮个男社工穿着白大褂，高个的那个精心地用周围的头发将秃顶盖住。公务员们偶尔会到精神病院检查这里是否遵守国家相关规定，每逢此时，病人们的塑料床单都会换成棉布床单。
除了这些人外，小说里还有被委婉地称为“院生”的精神病人。其中两人是小说的主人公，时封和“我”，叙述者“我”的名字是陈晚，但他几乎不说出自己的名字。翻到32页（英译本）时，才第一次看到他的名字。这家精神病院的两根支柱永远是“时封和‘我’”。
“我”和时封在精神病院不断遭受殴打，两人在这此过程中建立起了感情。殴打，又是殴打。腰带。穿着军靴的脚。钢管。拳头。号码本。敲打脑袋的铁锹。早上。中午。晚上。他们被所有可能的方式揍着，然后二人笑着赔礼道歉，然后又被揍……直到留着络腮胡的男人来到精神病院。
因为这个男人，在小说第一章，这家设施的秘密被公开，精神病院被迫关闭，我们的“酋长”和“麦克墨菲”（以精神病院为背景的美国小说《飞越疯人院》中的两位主人公）得以来到外面的世界，和时封的妹妹时燕一起生活。时燕是个三流妓女，在她家蹭吃蹭喝的同居男也是她的“老鸨”兼男友只知道赌马成天赔钱。
两位主人公如独自踏上征程的奥德修斯般，在小说前半部离开了精神病院，经过一系列试炼与磨难走向社会。离开医院的两人要到时燕家，这是一条沿着乡下公路的路肩走上几小时后，还需换乘公交的艰难旅程。没过多久，只知道赌马的男朋友让时燕送两人去打工，他们俩为收集可能剩下的药丸翻墙进到被封的精神病院，在那里见到了原来的院生疯大妈，并拿到了一塑料袋的药丸，同时还发现了院长的日记本。
就在准备放弃求职时，过去吃的药丸的药效向全身散开，他们想起了自己最擅长的事情——“道歉”。过去，两人在医院吃着这不知道到底是什么的丸药，屈服于暴力的日常，并对殴打不停道歉。从此，他们开始了“道歉代理业务”。
时燕的楼对面住着两个老实人，若莫扎特歌剧有小丑出场的话，一定会是这个小说里如同手足的水果店老板与肉店老板，而我们的两位精神病主人公就将他俩选定为道歉的目标，像莎士比亚《奥赛罗》中的伊阿古一样给二人种下了嫉妒的种子。一边种下嫉妒，一边幻想着道歉成为他们的大事业。像极了敲诈小店铺悄声捞钱的黑帮分子，两个主人公如此开展着自己的事业。之后，像法国代表漫画《高卢英雄历险记》中的情节一样，混战爆发，原本兄弟一般的二人大打出手。主人公的事业开始得到发展，故事仍在继续。
被誉为韩国现代文学旗手的李起昊作家。
揭露社会现实的文学
李起昊作家的世界是混乱的。现代韩国社会结构的扭曲和眼泪被弹射到未来，光荣的高贵使得过去数百年历史带有浪漫主义色彩，因此人们现在无力面对一个全球化的世界。在今天的韩国社会，只剩下了高尚的行为。
从广义上来看，五十年殖民帝国主义的利刃剜去了李起昊世界的一部分，五十年军政独裁的利刃又一次剜去了所有的高尚行为。如同“我”和时封一样，在巨大的打击下被抛进21世纪的韩国社会的伤口，未能愈合流血不止。能够慰藉我们痛苦的伤口，给予安慰的人就是作者、小说家，还有诗人。
想要看到真正的韩国，就必须读他们的文学作品。一读、二读、再读……想要了解真正的韩国，而不是人为模仿的韩国，就要读韩国的文学作品。在阅读的过程中，这个国家将会以生动的面貌向你走来，这里将会变得更加引人入胜。想来，鸟叔（PSY）也会同意我的这个观点。
作家李起昊正是这样的现代韩国文学界的旗手。今年44岁的他现居住于全罗南道光州。犹如一只跑得飞快的野兔握着笔杆，他的小说飞速地穿梭于过去与现在。读者需要拼凑故事的碎片，就像电影《低俗小说（Pulp Fiction）》中的场景一样。不过，穿梭的速度适中，并没有速度不均或突如其来的突兀感，读起来绝对不会跟不上节奏。作者使用短小精炼的句子，各章篇幅也不长， 甚至有些就是一页左右。此作品英译本作为韩国文学翻译院出版的《韩国文学丛书（Library of Korean Literature）》的一部分，2013年由翻译家Christopher Dykas翻译。李起昊的《至少我们会道歉》就像是从你对并未做过的事情须向谁道歉，并有人从此敲诈钱财为素材的“不正常”的世界，慢慢演变为“正常”的故事。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我们身穿白色约束衣慢慢在带有缓冲装置的墙壁上攀爬着。
“我们坦白完自己的罪行后，就必须完成那个罪行。要不然坦白的内容整日都回旋在脑海中，心里特别不好受。”
韩国文学翻译院出版的《韩国文学丛书》。
体罚
对于现代西方读者来说，李起昊世界中单纯的肢体性，也就是“殴打”，算是一种冲击。对身体的摧残像是那渗进破布里的汗一样，渗透在小说的字里行间。
虽然体罚正逐渐消失，但多多少少还残留于所有韩国人的内心，在李起昊的小说《至少我们会道歉》中也有。
“我”和时封常常被打，倒叙的场景中，两位主人公一直在被殴打。作为一名作家，李起昊的特别之处非常明显。“我”和时封在被打的过程中一直在笑，准备靠替人道歉来赚钱的主人公所承受的体罚比《搏击俱乐部（Fight Club）》中的拷打还要惨烈。不过，他们依然笑着道歉。
故事中的好几章都是如此结尾，“我所知道的，所记得的，这些就是全部。”殴打与道歉正是这全部。
一丝光亮与自强不息
李起昊的反乌托邦世界也存在光亮，在世界所有肮脏的残渣与荒谬的话语中，主人公们还是保持着一颗质朴的心、亲切的品性与人的情感。当你读到三分之一的时候才能理解这一点。这个部分像是一股新鲜的空气飘向读者，却最终给予了读者巨大的打击后陡然结束。李起昊绝对不会容许你有丝毫的放松。
就像编剧查理·考夫曼（Charlie Kaufman）在他的剧本中所说：“最后一幕成就电影。观众被结局所震惊，就会成为畅销作品，就算作品本身存在一些不足与问题，但只要结局足以让大家大吃一惊，就能成为畅销作。结局需要寻找，但却不能欺骗。不要想着召唤出解围之神（Deus ex Machina，在戏剧或小说中困境难以解决时，为解决这一形势而动用的人物或事件），登场人物必须要有变化，而变化有必须出自人物本身。这样一来一切都不成问题。”
是啊，李起昊也没有问题，一切都不成问题。
漆黑的夜
为帮助大家理解李起昊的反乌托邦世界，我准备用此书中开始时短暂的回忆场景来收尾。
时封说：
“有次坐出租回家时突然特别想大便。”
他搔了搔头，又接着说道：
“所以车就暂时停在岔路口，我下车到道路边蹲着大便，但是起身一看，出租车不见了。”
“哎呦，把你丢下了啊。”
“不是，而是整个出租都跑到大货车下面了。当时可是相当漆黑的夜晚啊。”
作者：Gregory C. Eaves Korea.net记者
翻译：孙智爱、金天香
gceaves@korea.k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