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8月23日，在赴美访问之前，韩国总统李在明率先访问日本，与日本首相石破茂举行首脑会谈。最引人注目的问题是：为何先访日本而非美国？
历届韩国总统在就任初期的首次出访，通常都是前往华盛顿。然而，李在明打破惯例，选择了东京，这在韩国总统外交史上尚属首次。
这一举动被解读为：在维持韩美同盟这一支柱的同时，更强调地区内的协作与自主性。进入2000年代后，韩国对美政策逐渐呈现出身份认同上的转变，并在世代更替的推动下展现出自主选择的倾向。这是摆脱“单一追随美国”形象、强化自主性的延续。
与此同时，韩日安全合作虽有必要，但历史问题与领土争议却一再成为双方合作推进的障碍。2012年《韩日军事情报保护协定》（GSOMIA）、《物品劳务相互提供协定》（ACSA）未能签署，2019年GSOMIA面临废止危机，都是典型案例。因此，李在明政府选择先行访问日本，实际上是将对外关系框架定调为“历史冲突管理 + 务实合作外交”，以降低后续政策执行中的国内成本。
韩国公民社会在历史议题上历来具有强大的动员力，而在说服日本舆论、推动建设性外交上却常常形成对立。此次在总统就任初期公开提出“直面历史、构建面向未来的韩日关系”以及“对受害者的关怀”等原则和程序，值得关注。这不仅是对公民社会的一种回应机制，也可理解为李在明政府试图吸纳国内反弹的战略考量。
2025年具备双重象征意义，既是韩国光复80周年，也是韩日邦交正常化60周年。这一年是韩日之间治愈历史伤痕与面向未来和解交汇的时刻，尤其是光复80周年，不仅强烈唤起殖民记忆，也是公民社会围绕这一记忆展开激烈讨论的节点。邦交正常化60周年，则是检验韩日关系制度成熟度的契机，也被视为将“历史冲突管理”与“经济及安全合作深化”双轨并进、制度化的良机。因此，比起韩美首脑会谈，优先举行韩日首脑会谈，体现了两国将“冲突的国际政治”转化为“关系管理的国际政治”的意图。
那么，此次韩日首脑会谈，李在明政府与韩国收获了什么？答案是：既确保了实利，也稳固了政权正当性；同时，还为加速韩日经济、技术与供应链合作奠定了契机。两国在半导体材料、电池、尖端制造工艺等领域具有互补性。稳定的供应链有助于在国内经济波动时，减少双方政府将“冲突”转移议题的诱因。结构性合作也成为防止领导人外交偏离的制度性安全阀。
在安全层面，中国的崛起与朝鲜的核导威胁，使韩日及韩美日合作的必要性更为凸显。虽然过去韩日安全合作的重要性同样很大，但往往因历史与领土问题而导致对立。然而，此次会谈后，双方得以设计“敏感议题管理 + 务实合作推进（情报共享、海上安保、导弹联合应对）”的组合方案。
值得注意的是，在共同声明中，虽然纳入了针对朝核问题的韩日合作，但未提及中国所构成的威胁。韩美首脑会谈亦是如此。韩国在这一问题上未采纳日本的主张，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切断了地缘风险。
通过本次会谈，韩日双方启动了“穿梭外交”，并为定期化的首脑与部长级会议奠定了基础。同时，在供应链与尖端技术合作、危机联络渠道常态化等方面，也开启了实质性机制。经济安全层面，双方就关键矿产、半导体、电池投资达成共识，并强化了相互投资保障。
总而言之，李在明优先访问日本，正是利用2025年的象征意义，将“冲突的国际政治”转化为“关系管理的国际政治”，并试图建立务实合作的固定机制。尽管历史与领土等结构性约束依旧存在，但若能及早运转制度、经济安全及韩美日合作的多轨机制，便能抑制“冲突的政治效用”，从而扭转关系的惯性。历史问题无法一蹴而就，但若辅之以受害者中心的补充措施、多层治理与公共外交设计，则“可持续管理”将使“接近真正和解”成为可能。
归根结底，2025年的“先行韩日首脑会谈”，其意义不在于打破惯例，而在于面对安保、经济与社会层面的复合风险，实现“惯性转向”。这场外交虽非改善韩日关系的充分条件，却在相当程度上满足了必要条件，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