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位于首尔銅雀洞国立显忠院的爱国者公墓里面能够惊奇地发现有一座外国人的墓碑。他就是弗朗西斯•斯科菲尔德（Francis Schofield, 1888~1970)），韩国名字叫做石虎弼。斯科菲尔德博士曾经给予1919年“3.1”运动发表独立宣言的33个民族代表极大的帮助。近来他的功劳再次被提出，并称他为第34位民族代表。
1919年初，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迎来了和平，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提出民族自决原则，认证殖民地民族的自主权。从中获得灵感的韩国学生在经过10年的对日本殖民统治的抵抗后，为了主张韩国的独立，开始组织大规模的示威活动。
来自加拿大的医生兼传教士斯科菲尔德博士是当时唯一一个知道3.1运动即将开始的外国人。他在延世大学的前身,塞弗伦斯医学院（Severance Medical School）执教。1919年的2月，民族代表之一，该学校的职员李甲成找到他，希望他能够帮助这些独立运动家。这突如其来的示威让在韩的传教士等外国人惊讶不已，但是斯科菲尔德博士却用照相机将在首尔各地进行示威的场面记录下来。恐怕大部分韩国人都曾经见过他拍摄的照片。
参加示威的斯科菲尔德博士跟警察说被抓的人是自己的“下人”，要求警察放了这些参加示威的人。尽管有的时候这个方法可行，但是最终还是被警察发现了。他又拿着警察署长的名片进到首尔西大门监狱，在狭窄的牢房里面，他目睹了那些被关押的人受到非人道的待遇，甚至还看到了柳宽顺烈士。当时柳宽顺是梨花学堂的学生，她在监狱中受尽折磨，第二年就离开了人世。斯科菲尔德博士在塞弗伦斯医院里面还看到被日本警察挥舞的剑伤到的示威人士。
斯科菲尔德博士因揭发在京畿道化城郡的小村庄里发生的堤岩里屠杀事件而被人所知。1919年4月15日那天，日军将三十多名村民聚集到堤岩里教堂，透过窗户进行屠杀，随后纵火烧毁了教堂，最后还将整个村庄付之一炬。听到消息后，斯科菲尔德博士躲开了警察的追踪来到堤岩里，在跟生存者了解了事实真相后将成为灰烬的教堂拍摄了下来。
看到化成灰烬的教堂异常愤怒的斯科菲尔德博士在当时的国内报纸上发表文章，将日本在韩国犯下的罪行公之于众。1919年11月，他在写给日本广告商的信中批评日本的“残忍的融合政策”，并反问“夺走1700万人的希望，将有见识的韩国人送进监狱，甚至让他们流亡海外，这个政策怎么可以说是道德的呢？”
因为日本政府对消息进行了封锁，在海外的人并不知道在韩国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总督府的英文宣传物《Soule Press》还刊登了极大美化西大门监狱的报道。但是斯科菲尔德寄出的信件中则极尽讽刺。
他在信中称“像我们这样的外国人看到有活力又好看的监狱图片，一定会非常高兴。因为我们看到狭小的房间，总是会想到破衣烂衫、长满寄生虫又忍饥挨饿的囚犯。可是跟我们预期的正相反，韩国朋友们却在舒适的环境中接受教育，还能够经常洗澡，过着非常舒服的生活，这是多么好的消息啊。”
《Soule Press》在回复斯科菲尔德的信件时称，“据信，我们了解到外国人正极度怀疑我们。”这种不信任越演越烈。斯科菲尔德将其目睹的日军的暴行记录下来，制成目录。他的行为引起了日本政府的反感。1919年12月，日本总督府称“基督教传教士与韩国发生的一连动荡有关”，并发表声明称“塞弗伦斯医院的斯科菲尔德就是主要煽动者之一”。
日本政府虽然未将斯科菲尔德驱逐出境，但是因为他的政治活动引起了争议，将他派遣到韩国的长老教会将他召回加拿大。据历史学者具大烈（音）称，英国外务省也对斯科菲尔德批判日本的融合政策表示不快，并表示“很难期待日本能够亲切地对待斯科菲尔德”。英国外务省还向他发出了警告，只不过被斯科菲尔德无视了。最终，因为他拒绝保持政治中立，在1920年被召回。
回到加拿大的斯科菲尔德在安大略省圭尔夫的安大略兽医学院工作，他向当地报纸写信批判该地区的种族歧视，在自己的国家也进行着先驱活动。
1958年，在返回加拿大40年后，斯科菲尔德才重新踏上韩国的土地。他在国宾晚宴上又批判当时韩国政府的权威政策，造成其与李承晚总统的隔阂。他在首尔大学和延世大学授课，又援助了2个孤儿院，还为想要出国留学的学生提供奖学金。受到他帮助的学生中还包括韩国前总理郑云灿。
前加拿大驻韩国大使大卫•查塔尔森称，“人们对斯科菲尔德博士和他为韩国做出的贡献都保有很好的记忆。我只要提到他的名字，别人就会说讲起他的故事或者说起自己和他的关联。”
韩国政府在1960年高度评价斯科菲尔德作出的贡献，并授予其文化勋章，之后又在1968年授予其建国功劳勋章。1970年斯科菲尔德逝世，韩国为他举行了公共葬礼，并将其埋葬在国立公墓。他也是第一个进入韩国国立公墓的外国人。
皇家亚洲学会会员马特•范•沃肯伯格(Matt Van Volkenburg)
与皇家亚洲学会一起的“韩国的发现”
[成立于 1900年代的皇家亚洲学会(www.raskb.com)是深入了解积累关于韩国生活、文化、历史的知识，并用英语共享的韩国人和外国人组成的团体]
1919年初，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迎来了和平，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提出民族自决原则，认证殖民地民族的自主权。从中获得灵感的韩国学生在经过10年的对日本殖民统治的抵抗后，为了主张韩国的独立，开始组织大规模的示威活动。
来自加拿大的医生兼传教士斯科菲尔德博士是当时唯一一个知道3.1运动即将开始的外国人。他在延世大学的前身,塞弗伦斯医学院（Severance Medical School）执教。1919年的2月，民族代表之一，该学校的职员李甲成找到他，希望他能够帮助这些独立运动家。这突如其来的示威让在韩的传教士等外国人惊讶不已，但是斯科菲尔德博士却用照相机将在首尔各地进行示威的场面记录下来。恐怕大部分韩国人都曾经见过他拍摄的照片。
斯科菲尔德博士拍摄的3.1运动场面。（图片来源：马特•范•沃肯伯格）
参加示威的斯科菲尔德博士跟警察说被抓的人是自己的“下人”，要求警察放了这些参加示威的人。尽管有的时候这个方法可行，但是最终还是被警察发现了。他又拿着警察署长的名片进到首尔西大门监狱，在狭窄的牢房里面，他目睹了那些被关押的人受到非人道的待遇，甚至还看到了柳宽顺烈士。当时柳宽顺是梨花学堂的学生，她在监狱中受尽折磨，第二年就离开了人世。斯科菲尔德博士在塞弗伦斯医院里面还看到被日本警察挥舞的剑伤到的示威人士。
参加3.1运动而受伤进入塞弗伦斯医院的伤员。（图片来源：马特•范•沃肯伯格）
斯科菲尔德博士因揭发在京畿道化城郡的小村庄里发生的堤岩里屠杀事件而被人所知。1919年4月15日那天，日军将三十多名村民聚集到堤岩里教堂，透过窗户进行屠杀，随后纵火烧毁了教堂，最后还将整个村庄付之一炬。听到消息后，斯科菲尔德博士躲开了警察的追踪来到堤岩里，在跟生存者了解了事实真相后将成为灰烬的教堂拍摄了下来。
成为灰烬的堤岩里教堂。（图片来源：马特•范•沃肯伯格）
看到化成灰烬的教堂异常愤怒的斯科菲尔德博士在当时的国内报纸上发表文章，将日本在韩国犯下的罪行公之于众。1919年11月，他在写给日本广告商的信中批评日本的“残忍的融合政策”，并反问“夺走1700万人的希望，将有见识的韩国人送进监狱，甚至让他们流亡海外，这个政策怎么可以说是道德的呢？”
因为日本政府对消息进行了封锁，在海外的人并不知道在韩国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总督府的英文宣传物《Soule Press》还刊登了极大美化西大门监狱的报道。但是斯科菲尔德寄出的信件中则极尽讽刺。
他在信中称“像我们这样的外国人看到有活力又好看的监狱图片，一定会非常高兴。因为我们看到狭小的房间，总是会想到破衣烂衫、长满寄生虫又忍饥挨饿的囚犯。可是跟我们预期的正相反，韩国朋友们却在舒适的环境中接受教育，还能够经常洗澡，过着非常舒服的生活，这是多么好的消息啊。”
《Soule Press》在回复斯科菲尔德的信件时称，“据信，我们了解到外国人正极度怀疑我们。”这种不信任越演越烈。斯科菲尔德将其目睹的日军的暴行记录下来，制成目录。他的行为引起了日本政府的反感。1919年12月，日本总督府称“基督教传教士与韩国发生的一连动荡有关”，并发表声明称“塞弗伦斯医院的斯科菲尔德就是主要煽动者之一”。
马特•范•沃肯伯格
日本政府虽然未将斯科菲尔德驱逐出境，但是因为他的政治活动引起了争议，将他派遣到韩国的长老教会将他召回加拿大。据历史学者具大烈（音）称，英国外务省也对斯科菲尔德批判日本的融合政策表示不快，并表示“很难期待日本能够亲切地对待斯科菲尔德”。英国外务省还向他发出了警告，只不过被斯科菲尔德无视了。最终，因为他拒绝保持政治中立，在1920年被召回。
回到加拿大的斯科菲尔德在安大略省圭尔夫的安大略兽医学院工作，他向当地报纸写信批判该地区的种族歧视，在自己的国家也进行着先驱活动。
1958年，在返回加拿大40年后，斯科菲尔德才重新踏上韩国的土地。他在国宾晚宴上又批判当时韩国政府的权威政策，造成其与李承晚总统的隔阂。他在首尔大学和延世大学授课，又援助了2个孤儿院，还为想要出国留学的学生提供奖学金。受到他帮助的学生中还包括韩国前总理郑云灿。
前加拿大驻韩国大使大卫•查塔尔森称，“人们对斯科菲尔德博士和他为韩国做出的贡献都保有很好的记忆。我只要提到他的名字，别人就会说讲起他的故事或者说起自己和他的关联。”
韩国政府在1960年高度评价斯科菲尔德作出的贡献，并授予其文化勋章，之后又在1968年授予其建国功劳勋章。1970年斯科菲尔德逝世，韩国为他举行了公共葬礼，并将其埋葬在国立公墓。他也是第一个进入韩国国立公墓的外国人。
皇家亚洲学会会员马特•范•沃肯伯格(Matt Van Volkenburg)
与皇家亚洲学会一起的“韩国的发现”
[成立于 1900年代的皇家亚洲学会(www.raskb.com)是深入了解积累关于韩国生活、文化、历史的知识，并用英语共享的韩国人和外国人组成的团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