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出生在江苏省淮安，少年时代曾经跟随伯父在东北生活过，大学时期在天津的南开大学就读。在日本留学期，1919年发生的三一运动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年7月，周恩来在<天津学生联合会报>中写道“朝鲜的三一独立运动与五四运动同是受到了世界新思潮的影响的、是东亚历史上的促使各民族觉醒的大事件”。尤其对安重根义士的义举进行了高度评价“在哈尔滨火车站成功刺杀伊藤博文的安重根义士的壮举吹响了中朝共同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号角”。1919年天津南开大学曾经进行了<安重根>（亦名‘亡国恨’）的话剧表演，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后，为了鼓舞抗日斗争，周恩来曾经组织剧团在武汉、长沙等地进行巡回表演。
青年周恩来，对三一运动及安重根的壮举表示认同
周恩来1920年作为天津<益世报>派往欧洲的记者前往法国留学，1924年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并同时担任教官。值得关注的是期间很多黄埔军校教官和朝鲜学生都深受周恩来的影响。周恩来培养了包括黄埔军校技术主任教官的杨林在内的一大群朝鲜人军队指挥官。他们中的一些人曾经在中日战争中作为朝鲜义勇军进行积极活动，在第二年的1938年，周恩来支持建立了朝鲜义勇队，1940年9月在重庆召开的韩国光复军总司令部成立仪式上，周恩来与夫人邓颖超共同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出席并表达祝贺。
1942年10月临时政府成立韩中文化协会时，周恩来担任名誉理事，积极促进抗日斗争。1942年11月周恩来在韩中文化协会进行‘韩国独立问题’的主题演讲，号召“韩国同志们为中国流了血。希望在不远的将来，你们能够回到韩国实现韩国的独立和自由”。1945年11月临时政府回国，周恩来作为重庆的八路军的负责人专门召开了欢送宴。当时金九、金若山(金元凤)等临时政府人士出席，留下了韩中亲善关系史中的一段美谈。
1950年爆发了韩国战争，中国决定参战，并将这场战争命名为‘抗美援朝战争’，意为帮助朝鲜对抗美国。对幼年时期在东北地区生活过、并曾经在学生时期经由釜山亲眼目睹过日本侵略时期的朝鲜半岛的周恩来来说，越过三八线逼向鸭绿江的美军是日军的新同伙，是对中国的东北地区具有威胁的存在。此外，周恩来为了防止战争危及到中国，中国采取一贯政策，参与到与中国有唇亡齿寒关系的朝鲜半岛问题中来。
作为总理和外交部长，同时也是负责战争相关事务的周恩来强调中国人民志愿军与朝鲜的相互协作，指示要在作出重要决定之前先征求朝鲜的意见。但重视战争成败的周恩来决定由中国军队掌握军事指挥权和铁道运输。战争越拖越长，中国也和美军一样错过了几次结束战争的机会，停战协议延误了两年多。为了在停战协议中取得有利局面，周恩来制定了‘边协商、边战斗’的政策。
终于在1953年7月签署的停战协议限定了军事上的停战。规定“直到实现和平解决的一天”。周恩来在‘朝鲜政治问题相关说明（1953.8.24）’上签订了停战协议后召开政治会议，对寻找和平解决方案有打开一条新路的意义。1954年为解决朝鲜半岛问题在日内瓦召开了会议，但最后无果而终。之后周恩来在亚洲阿富汗等多个新兴国家宣示第三世界中立，为实现‘和平外交’作出了巨大努力。
周恩来制定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是中国与世界各国建立正常关系及进行交流合作时应遵循的基本原则。特别是“共同点是基本的，分歧是局部的，可以‘求同存异’”的精神为国际社会和平共处打开了一条新道路。
周恩来总理在朝鲜与中国制定边境划分协议的1958~1964年间会见朝鲜的重要人士，并谈到“朝鲜民族自古代起就在中国东北部居住，渤海也在韩国历史上早有记载，这一点通过出土文物都可证明”，1963年6月接见朝鲜代表团时指出“辽河~松花江流域是所有朝鲜民族的发源地。自古以来朝鲜都是中国的属国一谈并不正确”。周恩来总理认为无论是说高句丽是古代中国的地方政权，还是将高句丽与渤海史编入中国古代史一部分都是‘无稽之谈’。
1972年会见日本首相田中角荣的周恩来认为，当时的两国关系正常化是十分紧急的问题，主张暂时保留钓鱼岛问题等纷争。他的主张为实现1971年中美访问、加入联合国、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等做出了贡献。周恩来作为有名的弹性外交家，在军事外交方面也发挥了极大能量，在中国人里拥有极高的威望。在天津建立了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2015年作为东亚抗战70年的一年，无论是中国、日本还是韩国，都有重新学习运用周恩来实现和平共存弹性外交政策的必要。
文字：东北亚历史财团研究员金正贤（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