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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论韩国大法院判决是否违反国际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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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尔大学日本研究所副教授 南基正

      尽管日本对韩国的移出白名单(出口程序优待国名单)措施引起了很多争议,但最终还是在28日0时开始正式生效。日本对此次措施的正式声明是,以安保上的信任为由,重新审查贸易管理体制。但实际情况是,去年10月30日韩国大法院做出的有关强制征用受害的判决,是日本采取此行动的最直接原因。日本政府认为该判决违反了1965年签署的《韩日请求权协定》第二条,通过各种途径要求韩国政府做出反应,并要求根据协定第三条进行外交协商和仲裁。对此,韩国政府以"这是介入司法部判断"为由予以拒绝,受害者方面以日本的加害企业为对象,正在进行扣押财产和变现程序。

      日本将韩国移出白名单,从"一揽子许可"改为"个别许可",出口所需时间大约为90天。预计扣押财产的变现所需时间也大致相同。综合考虑,日本采取的措施显然针对了这个时间表。虽然日本的此次出口限制措施违反了WTO,但还是极力否认与此的政治关联性。归根结底,其内核是希望韩国大法院判决能宣布无效。

      日本提出的论点是"违反国际法"。去年10月30日大法院判决宣布结果后,日本立即发表了外务大臣谈话称,韩国因大法院判决而处于违反国际法的状态。据此,在请求权协定第一条中,日本对韩国提供无偿3亿美元,有偿2亿美元共5亿美元的资金合作。同时在第二条中表示,有关请求权的问题已经最终得以解决,不能提出任何异议。韩国大法院却下令支付损害赔偿违反了请求权协定第二条,要求韩国纠正违反国际法的行为。

      但是日本的这种逻辑在几个方面并不妥当。首先,韩国大法院的判决是要求支付对强制征用损害的赔偿,因此赔偿请求权不能成为请求权协定的对象。《韩日请求权协定》不过是通过政治途径解决了财产上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对非法殖民统治下遭受的基本人权侵犯赔偿问题与协定其实无关。更何况,如谈话中日本自己所指出的那样,日本向韩国承诺的是资金合作,其法律性质并未提及。另外,承诺资金合作的事实和请求权问题得以解决的事实之间关系也十分模糊。这是韩国大法院已经指出的问题。

      第二,如果日本主张的韩国大法院请求的赔偿违反了请求权协定第二条的话,就应该查明赔偿问题是否包含在第二条中规定的解决问题上。如果通过请求权协定解决了赔偿问题,则应确认日本是否承认作为赔偿前提的殖民统治非法性。更何况,如果日本声称支付赔偿解决了请求权问题的话,那么是否表示正在改变以前关于请求权协定第一条和第二条之间没有"法律关联性"的这一解释,这也是一个疑问。

      第三,像这样存在着作为成文法的条约问题,即与文字解释问题无关,作为习惯法条约的1965年协定存在着诸多问题。1965年签署的《韩日基本条约》和《韩日请求权协定》是韩日两国互不相同的解释,在对此表示谅解的情况下成立并持续至今是事实。也就是说,韩国根据《韩日基本条约》认为殖民统治是非法的,日本对此一直予以否定。另外,韩国认为《韩日请求权协定》的第一条与成为第二条目的论契机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而日本则认为这两个条款互不相关。

      因此即使退百步审视日本的主张,即此次大法院的判决违反了日本对条约和协定的解释,是韩国单方面的解释。根据此前惯例,双方"未达成协议的协议(agree to disagree)"是应该被容忍的问题。如果日本最终将此指责为"违反国际法",等于否定了此前的"未达成协议的协议"惯例。那么,指责韩国"违反国际法"的日本才是真正违反了"习惯法之中的国际法"。

      以上法理之争十分复杂。但是,我们在这里可以确定的是,1965年韩日两国对构成体制基础的韩日基本条约和请求权协定的解释不一致是导致目前状况的根本原因。

      因此,作为解决目前问题的方法之一,可以使两国对1965年条约和协定的不同解释保持一致,从而消除韩日1965年体制的不完整性。1965年坚决拒绝韩国要求确认殖民统治非法性的日本,在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通过1993年河野谈话、1995年村山谈话、1998年金大中与小渊惠三共同宣言等逐渐接近了韩国的认识。2010年菅直人谈话中,日本承认殖民统治是"违背韩国人意愿"的。但这是日本的单方面谈话。现在将这些内容包含在韩日共同文件中仍是遗留的问题。

      最终,1965年被尘封的韩日间实质性问题,通过大法院的判决暴露。今后的韩日关系将取决于如何克服上述尘封的1965年体制。现在正是需要以历史和法理为基础,需要两国机智应对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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